截至2019年末，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达到30座，其中超大、特大城市共16座，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情况非常明显。

　　2020年，中国GDP万亿城市扩容至23个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也在扩容。

　　根据住建部最新发布的《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》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已经达到30座。

　　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面积、人口的增长情况，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。如何在GDP增长的同时，促进城市人口的有效聚集，确保城市合理的开发强度、人口密度、生活舒适度？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若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面积、人口的增长趋于一致，则表明这座城市的发展质量较高、潜力较好。

　　为此，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014年和2019年的《城市建设统计年鉴》数据为样本，结合城市经济增长维度，分析这些年来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质量。我们发现，2014年-2019年，中国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，而且从大城市到特大、超大城市各类城市都在扩容。

　　其中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迎来了苏州、南宁、石家庄、厦门、宁波、福州6个新成员；杭州、西安、济南、青岛新加入特大城市阵营；天津虽然被挤出GDP前十地位，但却是2014年-2019年中唯一成长为超大城市的。

　　到2019年末，按城区常住人口划分，中国超大、特大城市共16座，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、北京、重庆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6座城市，特大城市包括东莞、武汉、成都、杭州、南京、郑州、西安、济南、沈阳、青岛10座城市。

　　珠三角和长三角特大、超大城市最多

　　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，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聚集。

　　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提出，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，同时也强调合理确定城市规模、人口密度、空间结构。

　　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》，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，目前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。其中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（Ⅰ型），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；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。

　　截至2019年末，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、特大城市、超大城市达到30座。

　　2014年，全国城市数量为655座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为24座，城区常住人口总规模1.62亿人，同期全国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累计为4.45亿人，占比为36.40%。

　　截至2019年，全国城市数量增长到672座，这些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和达5.24亿人。同时，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达到30座，这些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量为2.23亿人，占全国城市比重达到42.56%。

　　综合来看，2014年-2019年，全国所有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增加了7887万人，上述30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加了4540万人，占比为57.56%，这表明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情况非常明显。

　　2014年-2019年，苏州、南宁、石家庄、厦门、宁波、福州6座城市成长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；杭州、西安、济南、青岛4座城市新加入500万-1000万城区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，特大城市从2014年的7座增加到2019年末的10座；天津则“脱特入超”，是唯一一个从特大城市变为超大城市的，使得国内超大城市增加到6座。

　　至此，中国已拥有特大、超大城市共16座。

　　如果将这16座城市按照四大城市群的范围来划分，在珠三角城市群中，包括广州、深圳和东莞，其中广深是两个超大城市；在长三角城市群中，包括上海、杭州和南京，仅有上海一个超大城市；京津冀城市群中，包括北京、天津，只有这两个超大城市，而没有特大城市；成渝城市群包括成都和重庆，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超大城市，这两座城市也是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”的两个极核。可以发现，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拥有的特大、超大城市最多，同时二者拥有的万亿GDP城市也最多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这体现了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的高度相关性，也符合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提出的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精神。在珠三角城市群中，由于大量的制造业存在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区的常住人口。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万亿GDP城市数量位列第一，该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，对人口产生强大的吸引力。

　　西安城区面积与GDP皆翻倍

　　万亿GDP城市与人口特大、超大城市的是否存在一致性？

　　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发现，在23座万亿GDP城市中，城区常住人口规模未上500万的城市有9座，包括无锡、宁波、长沙、佛山、苏州、南通、泉州、合肥、福州。而16座特大、超大城市中，GDP未突破万亿元的仅有东莞、沈阳。

　　仅有13座城市既是特大、超大城市，又是万亿GDP城市，即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天津、成都、武汉、杭州、南京、西安、郑州、青岛。

　　2014年-2019年，16座特大、超大城市中，除上海和北京外，其余14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皆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。其中，城区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济南，从2014年的301万人增长到了595.66万人，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了98%。

　　此外，从单个城市在2014年-2019年的城区常住人口增量看，有4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超300万人，分别为天津、东莞、成都、武汉，这相当于“再造”了4座I型大城市。

　　上海和北京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非常小，2014年-2019年间两座城市分别增加了2.46万人和6万人，相对于两座城市庞大的常住人口规模而言，增速都小于1%。上海和北京严格的落户制度及人口控制，对于城区常住人口的增长发挥了较强的抑制作用。

　　从城区面积的扩张情况看，西安、郑州、杭州、成都、青岛和广州的城区面积增速都超过50%。其中，2014年-2019年西安城区面积增长了109%，相当于“再造”一座新城。

　　伴随着城区面积的“翻倍”，西安的GDP也实现了较为同步的增长。2014年末，西安GDP总量为5474.77亿元，2020年末GDP突破万亿元大关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和万亿GDP城市，在该地区的龙头地位毋庸置疑，也吸引着人口向这里聚集。不过，西安仍面临周边城市激烈的竞争，重庆、成都、郑州这三座超大、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均高于西安，而且在万亿GDP俱乐部中，这三座城市排名均远高于西安这个新成员。

　　城区人口密度是衡量一座城市生活舒适度的关键指标。2014年-2019年，北京、广州、郑州和西安的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。

　　同期，武汉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常住人口承载量增加了2068人，达到6437人/平方公里，是16座大型城市中增加最快的。而武汉市的城区面积在这期间几乎未发生变化，因此武汉市未来应该注重人口增长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。

　　武汉还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，郑州才是，达到每平方公里8793人。但一个积极的变化因素是，2014年-2019年郑州的人口密度已经有较大程度的疏解，2014年该城市的城区人口密度达到14500人/平方公里，人口密度下降与郑州同期的城区面积扩大有关联。

　　撤县设区城市扩围

　　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，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区面积和人口的影响因素最大，这成为了城市不断变大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天津的宁河县、静海县、蓟县在2015-2016年被撤销，设立天津市宁河区、静海区、蓟州区。

　　2017年，国务院批复了青岛市区划调整的请示，同意撤销县级即墨市，设立青岛市即墨区。

　　2018年，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，撤销莱芜市，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。

　　2016年，西安户县改为鄠邑区。

　　成都的面积扩大，也是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，将过去的郫县改为郫都区，还代管了资阳市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，对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推动作用。这使得相关城市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人力、土地等资源，能协调产业布局，避免同质化竞争、重复建设。

　　撤县设区后，也给原有的县级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，如中心城市通过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延伸布局，促进各个城区之间的各类资源更高效率流动。

　　不过，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撤县设区现象值得警惕，部分城市为了追求做大城市而盲目撤县设区，将留下不少隐患。比如，撤县设区后虽然短期内能带来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，但原来城镇化发展不充分的地区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落后，长期来看将加大城市的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，而且会增加城市的治理难度。

　　从城区面积与城区常住人口的增速看，在全国城区面积增长9%的情况下，人口增长了18%，但一些特大、超大城市的面积与人口增速“背道而驰”的情况较为明显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作为特大、超大城市，城区面积与人口增长增速若出现较大的差值，则可能出现“大城市病”或“空城”的情况。

　　在16座城市中，深圳市、天津、东莞、武汉需注意大城市病问题，“大城市病”是指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交通、城市管理问题，以及人均公共资源占有率低的问题。2014年-2019年，深圳、东莞和武汉城区面积几乎为零增长，但城区常住人口却分别增长了25%、58%和47%。天津在城区面积增长了12%的情况下，城区常住人口增长了66%。

　　“空城”则是指城区面积增速大幅度高于城区常住人口增速。结合城区人口总量数据，需要注意的城市是郑州。郑州城区面积在5年间扩大了74%，但城区常住人口仅增长了5%。

　　综合上述分析，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在特大、超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较高的背景下，应更注重城市空间与人口之间的平衡关系。如在公共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上，进行更合理的配置，并有效的控制区域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。

　　此外，特大、超大城市更要提升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，要以人为本，杜绝懒政、怠政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，也为站在更高起点上建设世界城市提供良好的样板。

来源: 21世纪经济报道